DOI : 10.19764 / j.cnki.tsgjs.20212162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早在90 年前，阮冈纳赞就为图书馆的发展提出了准确的描绘。随着时代变迁，图书馆也在不断变革。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开放的知识分子就针对当时国内的知识封闭问题提出上海强学会藏书楼“广见闻而开风气”的建设愿景；民国时期，沈祖荣、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等图书馆学家都提出了图书馆要成为宣传文化、启迪民智、培育民族精神的社会教育机构，以增强全民族的抗战力量……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各行各业正朝着万物互联的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与变革，以智慧城市、智慧养老、智慧消防等为主题的智慧化技术、平台不断兴起，智慧赋能成为社会的新发展方向。因此，许多学界和业界人士提出了图书馆今后的发展方向——智慧图书馆。

自2010 年严栋发表《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一文开始，“智慧图书馆”在学界的研究及业界的讨论便呈陡增趋势，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和研讨会。在中国知网中查询以“智慧图书馆”为主题的文章已经超过2 000 篇，2016 年以来的超过1 700 篇左右，使用CiteSpace 构建知识图谱，得到9 个子领域：智慧图书馆管理；智慧图书馆服务与创新；智慧图书馆技术（包括物联网和云计算）；智慧图书馆评价；用户画像与智能推荐；智慧图书馆与区块链；高校智慧图书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与智慧图书馆；人本( human-centered ) 智慧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的伦理问题。这9 个子领域里，与技术相关的有4个，其他则管理、服务、伦理等问题相关，足以说明技术在目前的智慧图书馆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图1 是智慧图书馆主题论文的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关键词聚类效果不好，说明这个领域发展不够成熟，目前的研究方向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图 1　“智慧图书馆”主题论文关键词聚类

在实践中也有不少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开始了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尝试：以物联网、RFID、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依托的自助借还机、自动传送器、智能书架、智能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已逐步被应用到各大图书馆体系中，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服务效率。“智慧图书馆”体现了图书馆人利用先进技术为用户提供便利服务的愿景，有益于图书馆在知识资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急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继续践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从而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智慧图书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趋势，是图书馆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智慧图书馆的研究浪潮中，虽然我们图书馆人的整体思路是“以人为本”，但不可否认的是，智慧图书馆技术相关研究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绝大部分研究几乎是一边倒地向工具理性偏移，而体现图书馆人文价值的声音则十分微弱。这种趋势使得智慧图书馆研究的本质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遮蔽，从而造成了“智慧”的缺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具体来说，有以下的一些声音值得我们去斟酌：

首先，在图书馆服务上，学界普遍提出了“智慧服务”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虽然众说纷纭，但综合已有研究来看，一般指“基于知识服务基础之上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即馆员运用创造性智慧对知识进行搜集、组织、分析、整合，形成全新的知识增值产品，支持用户的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并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服务；或者是通过机器学习挖掘出知识提供给用户，如馆藏资源的自动标引、读者服务请求的自主响应等。不论是试图用新技术赋能馆员创造知识产品，还是直接利用技术创造知识产品，都是希望新技术可以解决之前没有解决的知识服务问题。实际上，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再好的技术也需要人来操作。如果我们过多地去强调这种工作方法，可能会导致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从而抑制图书馆员们的工作动力。

再者，个性化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应用需要收集大量的个人信息，除了客观信息，有些研究者还提出了要收集用户的动态情境信息，如当下心情、短期兴趣等。这势必会带来用户隐私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大数据算法带来的个性化也不是万能的，我们也需要警惕算法偏见，避免被数据规定自身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如何最大程度地规避这些问题所带来的隐患应该是接下来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重点所在，也是图书馆人文精神的体现。

其实，对于什么是智慧服务，100多年前的韦棣华女士早已给出了答案。“智慧与服务”作为文华图专的校训，强调的是“爱国、爱馆、爱书、爱人”的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从这个角度理解，在汹涌袭来的社会发展潮流中，图书馆只有坚守服务大众、启迪智慧的社会责任，坚持人文价值的实现，才能保持强劲的生命力。

在对智慧图书馆员的论述中，有学者认为，许多现有的图书馆工作将由机器人承担，如公共阅读区导读员、总服务台咨询员、图书馆展览讲解员、基藏书库借阅取书员、特藏书库保管员、图书馆保安巡视员、图书馆建筑外墙清洁机器人、图书文献和服务设施搬运工，等等。在这其中，或许一些重复性强、技术含量低、危险性高的工作确实可以被机器人替代，从而解放图书馆员的“双手”，但公共阅读区导读员、总服务台咨询员、图书馆展览讲解员等图书馆的窗口性工作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机器接管的。试想，当我们走进一所图书馆，迎接你的是一台冰冷的机器而非一张生动的笑脸；想要咨询问题时得到的答案都是千篇一律的机械答复而非暖心的帮助；观看展览时听到的讲解都是同一音调的程序设定而非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的讲述……这是一个多么冰冷而可怕的图书馆！现如今，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人与机器间的互动已经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少，图书馆作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公共空间，更应该增加其服务的温度，体现“人”的价值，即爱心的传递、人格的塑造、情感的交流、伦理的坚持、谜团的疏理、信息的研判，等等。

学界和业界对于图书馆员学习信息技术的推崇已经十分普遍，有学者认为，“人”应用“技”的能力将决定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后的图书馆员将应用数据分析、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配合算法、机器人共同服务。与之相关的图书馆学教育领域中，也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将从人文社科主导的管理学科，到技术主导的管理学科，与技术有关的计算机课程甚至取代了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成为核心课程。诚然，在智慧图书馆时代，我们需要培养技术型人才，馆员们也需要不断学习新技术以更好地提供服务。然而，一方面，技术应该建立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上，也应该建立在图书馆场景中，不得不要求馆员具有人文精神和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对智能技术的过分强调和依赖，可能会导致学生们忽视对图书馆学专业核心知识的学习，导致馆员们在为用户服务的过程中减少对图书馆学专业技能的培养，进而导致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核心知识和核心技能的缺乏。图书馆人文精神既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核心知识的一部分，也能够唤醒他们加强其他核心能力的培养。

从用户层面来讲，有不少学者在勾画智慧图书馆的蓝图时都提到了要加强对用户技术能力的培养。智能技术贯穿了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整个过程，而多数用户对新技术和新环境并不熟悉，缺乏一定的技术素养和数据素养，更无法自主地利用这些技术获得所需要的服务。技术的应用应该以方便用户利用图书馆服务、节省用户的时间为根本目的，而如果一味地将技术强加给用户，可能让用户花大量时间用于学习和适应新技术，而非获取资源，他们“低成本”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受到威胁，反而加深了数字鸿沟。诚然，近年来图书馆开展了各类信息素养培训，但这些培训开展的初衷和目的是帮助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提高信息素养，从而更好地生活，而非是为了智慧图书馆中多摆一些智能设备而增加用户获取资源和服务的学习成本。因此，我们在运用技术和引进智能化技术的同时，也要更近一步思考，这样做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节省读者的时间”，在智能技术之余保留一些传统的服务方式：比如还书，真正的智慧化或许是允许用户将书放在某个位置后即可离开，而非是提供给用户一个写满操作步骤的自助机器。

在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实践进程中，还务必考虑智慧图书馆实践的适应性问题。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经济、文化差异，若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未能将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做好，未能建成系统的文献资源体系，未能满足用户最基本的信息、文化需求，就将经费一味地投入到智慧图书馆建设中去，则一定会导致图书馆脱离群众，空有一副“智慧”的躯壳。因此，智慧图书馆的建设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不宜盲目跟风。

总的来说，如果“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占据智慧图书馆研究的主导地位，有可能会使图书馆偏离“以人为本”的理念，偏离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本质，反而不利于图书馆的健康发展。技术永远都只是实现“智慧”的手段，是一种“外在智慧”，人文精神才是“智慧”的本质，是“内在智慧”。智慧图书馆只有“内”“外”兼修，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中, 尽可能使人文精神融入其中，思考如何最大程度地消除技术所带来的数字鸿沟、如何实现信息的更易获取和更可用、如何实现系统设计的人性化、如何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互动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才能使得“智慧图书馆”真正从一个空泛的概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正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 Hauk Shera，1903—1982 年）所说：“学科之间的传统分界线正在被打破，并且在某些领域中差不多正在消失，图书馆学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近。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否则，过分热心于科学技术和行为学派的社会活动，我们就会看不到个人及其需要和包含在这些需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智慧图书馆时代，图书馆的人文主义精神需要我们所有图书馆人共同来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