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专职研究员    李安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必须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本文作者是一位大学老师，利用暑假回乡探亲之机，观察乡土中国，思考耕读文化，透过作者对两个农村家庭家风家教的描述，可以窥见小康社会的乡村新貌、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编者按

　　明洪武二年（1369年），我的祖先从江西鄱阳湖畔的瓦屑坝迁居到皖西南宿松龙感湖畔。我们这一族在一个叫“千岭”的丘陵地带聚族而居，600多年过去了，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近千人的自然村落——“李家大屋”。村民都姓李，全村人往上数几辈其实就是一家人。

　　我家宅院前面是出了五服的族兄香元哥一家子，这算是我最近的近邻了。香元哥今年七十出头，妻子前些年离世，两个女儿也已在不远的外村成家立业了，香元哥与独子华宝夫妇及三个孙辈生活在一起。因为我的老母亲年事已高，又故土难离，不适应北京的生活，所以大多数时间就生活在乡下，由我侄子照顾。年轻人精力充沛，落家少，满世界折腾，更多时候在忙自己的事，所以我每次回老家都会拜托香元哥照看我们家老太太，而日常我和老太太的视频电话，很多时候就是通过香元哥的儿媳妇小花来完成的。因为这些关系，我和香元哥一家比较熟稔，也比其他人家多了几分亲切。这大概就是“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思吧。

　　小花，初中文化程度，一个本乡本土嫁过来的80后，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香元哥一家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富足，但小康没问题。难得的是一家人和谐幸福。小花对家庭功不可没，这是我的观察，也得到了香元哥的认可：“儿媳妇没话说”。

　　老实本分的香元哥和我闲聊时这样说，“孩子们怕妈妈不怕爸爸”。侄子华宝也就是小花的丈夫，是个勤劳淳朴的小伙子，话不多，以前在外地打工，算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大概是考虑到三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中学，就回到老家在县城帮人做事，早出晚归，这样多少能够照顾到家里。小花以前在小镇做裁缝，帮人代工衣服，疫情期间和周末、寒暑假则将工作带到乡下家里做，顺带操持家务，管教孩子。我在乡下的这十几天，适逢她的三个孩子放假，小花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工作，我路过她家门口时总能听到缝纫机轧轧的声音。稍迟，孩子们起床了，她就监督两女一男三个孩子（14岁、11岁、9岁）学习、做作业。晚上华宝回来，农家院落里的一家人欢声笑语，充满温馨。

　　我对小花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她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我有天早晨散步路过门口的池塘时，发现他们家三个小家伙在认认真真洗自己的衣服，孩子们知道自己干家务，小花不溺爱孩子。在荷塘采莲时，我开玩笑要求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小佳、小楠各写一篇作文给我看，小花第二天就带着两个小家伙写好的作文《采莲记》找我批点，作文一笔一画十分工整，让我喜出望外。我很喜欢这三个充满灵性的孩子，要求他们每个人提三个问题问我，小花隔天晚上又“押”着三个小家伙来和我这个“爷爷”交流了解外面的世界。从三个孩子好奇、好学的态度上，我知道华宝、小花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

　　第二件事是小花很注重亲情，她的姑姐出了件大事，因为我还算有点见识，小花几次打电话找我咨询，她说自己不懂法律，希望我这个叔叔帮她分析，其实这个事她也可以不管，但她不让公公出面，“这些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啰不清（意思是你搞不清楚）”，后来香元哥向我转述，她不想让公公操心，我为小花的孝心和亲情大为感动。

　　还有一件事，我听我的老母亲说，小花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从来都记得给奶奶（我母亲）尝尝，而我的老母亲，没事或者没人说话的时候，就在小花家闲坐，小花总是不厌其烦地陪着听力不好的老人絮叨。我曾当面郑重向小花表示感谢，小花很不在意地说：“叔叔，不用客气，奶奶对我们也很好。”将心比心，小花质朴的话语让我特别感动！这次回乡，我历经沧桑、看透世情的老娘说了一句让我咀嚼再三的话：“小花会做人，他们家再也没人敢欺负了！”

　　费孝通先生在《名实的分离》一文中认为传统乡土社会存在三种权力：一是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后来他又提出在社会变迁中还存在一种类似“文化英雄”的时势权力。乡村社会治理首先要靠法治，但乡村世界又是个人情社会，法治、礼治之外更多的还是要靠村民自身的修养和优良家风的熏染。我在想，我母亲所说的小花身上的力量肯定不属于费先生所归纳的任何一种，那么是不是在乡土中国存在一种母亲的权力（力量）呢？一种温良恭谦、勤劳质朴、睦邻乡里、耕读传家的家风的权力（力量）呢？无论如何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女性、中国母亲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家族繁荣等方面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如中国人无不熟知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故事。

　　当下的中国乡村正处于一个急速变迁的社会发展期，总体来看，乡村比以前富裕了。在我老家所在的皖南鱼米之乡，农村物质生活可以说是大为改善。“仓廪实而知礼节”，现在应该高度重视农村精神层面的内涵了。这方面的抓手，我认为应该首推家风建设，家风正，则村风正；村风正，则乡风正；乡风正，则民风正。如此，何愁乡村不能振兴？

　　每次回乡，我的老娘都会叮嘱，“你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你子仁叔”。子仁叔是我出了五服的长辈，今年80多岁了，本村本族无论老幼提起子仁叔，无不交口称赞，发自内心地尊重。

　　子仁叔一生务农，从未离开过乡土，以前是村干部，处事公道、正派、仁义，谁家孩子不孝敬老人，谁家恃强凌弱，他从不和稀泥，不怕得罪人，一定会站出来主持公道。做村干部几十年，从未听说过子仁叔占公家便宜，他的几个孩子我都熟悉，在社会上很少有人说闲话，全都继承了子仁叔的家风。

　　去看子仁叔的那天是个傍晚，依然热气逼人，夏蝉声嘶力竭没完没了地叫着。我和子仁叔在他家的老屋门口费力地说些闲话，因为他几乎双耳失聪了。一旁的婶娘陪着我们说着过往的岁月和如今的生活，她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看着这一对老人，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想，也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秉承父辈的作风，做一个正直的人，对身边的人有所帮助，对社会有所裨益。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重视家风、家声与家训，并将家族繁荣和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如著名的《颜氏家训》就把治家与治国并论：“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礼记·大学》则开宗明义，“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文化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基因之中。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如周公的《诫伯禽书》、曹操的《内戒令》、诸葛亮的《诫子书》、司马谈的《命子迁》、陆游的《示儿》、邵雍的《诫子吟》等家规、家训之书，进而演变成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实用文体。

　　在先贤的熏染下，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们创造性地继承了家风文化，学会了格物致知，体悟了修齐治平。我相信，良好的家风也必然会给小花这些新时代的农家女性，子仁叔这些老一辈农人带来家族兴旺、乡村振兴的福祉。